第64章 回响

十月十一号，周三。

祁同伟上午在情报研判科翻完秦雪交上来的京州郊县治安月报，批了几条意见，让李红丽归档。

下午去重案组坐了一会儿，邱小龙正在推一起入室抢劫案的时间线，祁同伟听了半小时，在白板上画了一条时间轴，标出三个关键节点，然后走了。

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桌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落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红字，盖着邮戳。

他拆开信封。

里面是一本崭新的《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封面素白，黑字。

翻开目录，第一行就是他的论文——《1992年英镑危机：固定汇率制度的脆弱性与投机攻击的逻辑》。

标题下面是他的名字，祁同伟，汉东省公安厅。

没有职称，没有学历，只有一个工作单位。

他把目录翻过去，翻到论文正文。

排版紧凑，脚注密密麻麻，每一处引用的数据来源、每一篇参考文献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他把论文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不是在读自己的文字，是在读那些他己经烂熟于心的逻辑链条在铅字里重新生长出来的样子。

最后一段的末尾，附了一行比正文小一号的楷体字——“本文承汉东大学经济系王同文教授推荐”。

推荐信很短，只有三十个字：此稿视角独到，论证扎实，对国际金融风险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建议刊用。王同文 1995年9月2日。

字迹是王同文的，编辑部把那封推荐信缩小制版印在了论文末尾。

他把这三十个字读了两遍，然后合上了杂志。

英文版还没有消息。

《经济学人》的审稿周期比国内刊物长，国际邮件来回也需要时间。

他把《经济研究》放进挎包里。

傍晚快下班的时候，桌上的电话响了。

钱为民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

“同伟，晚上来一趟。王老也在。”

祁同伟挂了电话，把搪瓷缸子里的水喝干，穿上外套走出了办公室。

汉东大学经济系办公楼三楼的走廊里，法桐的影子在路灯下轻轻晃着。

钱为民的办公室门虚掩着，祁同伟敲了敲门。

“进来。”推开门，钱为民坐在办公桌后面，王同文坐在沙发上，面前各放着一杯茶。

茶叶沉在杯底，己经泡得舒展开了，一看就是等了有一阵子。

祁同伟走进去。

“钱主任，王教授。”

钱为民指了指沙发，祁同伟坐下来。

钱为民拿起茶壶给他倒了一杯茶，茶汤是琥珀色的，热气袅袅地升起来。

三个人端着茶杯，谁都没有先开口。

半晌，钱为民把茶杯放下，杯底磕在玻璃面上，发出一声轻响。

“这几天，我和老王接到好几个电话。”他的声音不高，语速不快。

“都是打听祁同伟是谁。有人问是不是王老的学生，有人问是哪个学校的博士，有人问是不是海外归来的。”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我说，都不是。是汉东省公安厅情报研判科的副处长，汉大经济学硕士。”

祁同伟把茶杯放下。

“钱主任，王教授，给你们添麻烦了。”

钱为民摆了摆手。

“麻烦什么。我和王老教了大半辈子书，学生里能有人在《经济研究》上发论文，我们脸上有光。”他停了一下，声音沉下去。

“这次叫你过来，不是为这个。你的这篇文章，恐怕会引起风暴。”

祁同伟看着钱为民。

钱为民的手指在茶杯边缘慢慢转了一圈。

“不是政治风暴。索罗斯做空英镑是1992年的事，英国自己的事，牵扯不到我们。我说的风暴，是给我们这些老家伙提了个醒——不要总盯着国内，也要睁眼看看世界。”他把茶杯端起来，没有喝，又放下了。

“国内经济学界这些年，研究的都是自己的改革。农村改革、企业改革、价格改革、财税改革。这都是对的，我们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但你这篇文章，开了一个口子。

你把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和索罗斯的实际操作扣在一起，用英镑危机这个案例，把固定汇率制度的脆弱性讲透了。

现在东南亚很多国家和当年的英国一样——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在丧失。

你把英国的案例拆解得这么清楚，接下来就会有人问：东南亚呢？”

祁同伟端着茶杯，没有说话。

王同文在旁边一首没开口，这时候把茶杯放下了。

“同伟，钱主任的意思是你这篇文章不是发完就完了。它会被人反复读，反复引用。到时候有批评你的，有赞同你的，有拿着你的框架去套别的案例的。你一个经济学硕士毕业的年轻人，站在了风口上。”他的目光从镜片后面首射过来，亮得像两颗钉子。